我学画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，这很像是人们常说的“命中注定”。但我从来不相信命运，也从来不把自己的命运交给“上帝”去摆布。有时回想起我走过的治艺道路，也的确有个超出人的主观意志的东西在那里制约着自己——那就是客观规律。
首先，我不是天才，自认为是属于中等偏下的才智，这就决定了我必须用比别人更多、更大的努力，才能弥补才智上的不足。记得小时候，我的父母、祖父母、叔父、姑母，谁也没有问过我的学习情况，更不要说还关心我的学书学画，我像一棵野生小草一样慢慢地自己长大。
抗战爆发后，我勉强上完了初中就辍学了。家乡沦陷，我便只身到了北京找舅舅王友石先生学画。当时兵荒马乱、民不聊生，舅舅无力负担我的生活费用，托朋友介绍我当了绸缎庄的店员，每天工作长达12个小时，根本就没有时间自学练字学画，但在外出送货时常常到画店、裱画铺去看画。那时北京的画展也多，我是力争有展必看，回到店里，就用包货的废纸偷偷写画起来。同时我自学文化课，偶尔也到舅舅家去看他怎么作画，心领神会，豁然开朗。
后来，在舅舅和几位好友的帮助下，我终于考入了北平国立艺专。这对于我来说可真是来之不易，我在同学中经济条件最差，却是校中最用功的学生之一。在我学习的3年中换了4位校长，每位校长都带着自己的一套“班子”。在众多的教师中，他们的艺术观点不同、风格各异，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各家各派，可以吸收他们多方面的长处，这对于我后来个人风格的形成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。
我的山水画，受吴镜汀、溥松窗二位老师的影响最大�；窕饕茄巴羯魃鲜Γ笔彼辉谝兆ㄈ谓�，我是去他家里学的。他知道我是穷学生，从未收过我的学费。其他许多校外的老师，例如教我画竹的秦仲文，教我治印、制作印纽的金禹民，教我画史画论的李智超等许多老师，他们看我学习刻苦、生活困难，也都不收我的学费，而且有的还资助我一些学习用具。每想到这些往事，我心中就倍感到恩师们当年的恩情，后来我也教过很多校外的学生，也从未收过他们的学费。有位国外的学生对此竟感到无法理解，而我却把自己的这一做法，当作是对当年我那些恩师们的报答。
在艺专学习的阶段，若论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，那就是徐悲鸿先生了。他使我从临古、崇古的思想和实践的桎梏中解脱出来，我从一味师古人转变到兼师造化，走向了面向社会、面向人生的艺术道路。记得1947年夏初，在毕业前夕我与一位同学合开的展览会上，徐先生曾亲笔为我们题写“一时瑜亮”4个大字以示鼓励，这尤其令我终生难忘。
从艺专毕业之后，我的治艺生涯就更加困难了。我不仅要为自己的五口之家奔波，而且还得时刻提防着特务的跟踪。当时我的“画案”只是一个不足两平方尺的藤编圆形旧茶几。这段时间在生活上是我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，可我仍然没有间断作画。
解放初期我曾担任过一段党务和行政工作，书画创作几乎中断，1952年被调到天津师范学院担任教学和行政工作，作画的时间也不可多得。直到1955年开始设立花鸟、山水课，由于教学和备课，我才可以画国画了。由于我以超常的学习精神钻研久已荒疏了的书画专业，竟被指责为“单纯业务观点”，以后不断升级，在十年动乱中更是在劫难逃，又被加上“反动学术权威”“走资派”等一大摞帽子。在“牛棚”里，我积习难改，曾偷偷研究美术字、刻过图章、在旧报纸上练速写……从“牛棚”放出来后，我在家里挂了个大窗帘，重操我的“旧业”。到1974年，我画出了第一本花鸟画谱——《孔雀》，由天津一家印染厂印出。不久赶上了“批林批孔”，又挨了批判。老伴问我画孔雀与这有什么关系?我苦笑说：“孔雀也姓孔，还能不批!”我回想了一下，自1958年“大跃进”之后，凡有运动我都是被批判的对象，也算是“老运动员”了。
自从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国家实行改革开放，传统的中国画又获得了新生。我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公开画花鸟画了。我画呀画呀，总算把由于多年耽误而下降了的作画水平找了回来�？墒呛镁安怀�，1985年我又患上了心脏病，养病和治病又成了我的“新专业”。我成为一名心脏病的“业余书画者”，疾病给我留出的“业余”时间我几乎全都利用了，甚至在输液的时候也在看书，我就是这样不放过任何一点零星的时间，总觉得有好多书要看，有好多画要画，还想刻图章、练书法、写文章……现在我和过去一样感到时间不够用，每天孜孜不倦，这大概就是杜甫诗中所说的“丹青不知老将至”吧。
回想起来，我学画开始得晚，天资也平常，没有好的机遇，生活条件也很差，更缺乏充足的时间。如果说我还取得了一点成就的话，那就是因为我对艺术是无比的热爱，既未见异思迁，也不知难而退，我肯于付出超常的劳动，忍受了生活中的种种磨难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坚持到了今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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